近年來，學生壓力大已經是一個普遍問題，尤其是中小學生。我們出去走一走課外補習班幾乎是遍地都是。學生是屬于青少年群體，壓過過大會導致許多的問，比如家庭矛盾、師生矛盾、學生心理問題等等很多，呼吁大家為學生減負。

　　幾十年來提減負，家長卻仍然做出“增負”的選擇，使校外輔導班越辦越多、越做越大。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從應試教育突圍——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中小學生課外補習時間已經“領跑全球”，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課外補習已經演變成一場沒有盡頭的競賽。

　　對此，教育部下發“培訓機構整治令”的落地有望真正地解決這一問題，并成為從應試教育突圍的關鍵切口，搬走年幼孩子們本不該承受的重負之山。

　　據北京大學教育財政所2017年的最新調查，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課外補習總參與率為47.2%，估算全國校外教育行業的總體規模約4585億元。

　　然而，雖然政府、專家和教育工作者都不提倡競爭論式的教育觀念，家長們卻將搶跑的起跑線不斷下移到了幼兒園和托兒所。

　　2017年8月，上海市質量協會用戶評價中心發布《上海幼兒早期教育(0-6歲)狀況調查》，數據顯示有57.1%的家長為孩子報名幼兒園以外的早教課程。其中，0至3周歲幼兒有39.9%參加過早教課程，4至6周歲孩子有73.5%參加過。平均每個家庭每年要花費17832元，占父母年收入的11.9%。更為驚人的是，培訓機構對3歲前的嬰兒開展奧數教育，舉辦所謂的“托奧班”。

　　過度的課外培訓極大地增加了學生課業負擔，高昂的補習費用成為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學校質量與家庭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等多種因素掛鉤，使得課外補習正在成為學校教育之外一種新的社會再生產機制，家境優越的學生將會接受更多的補習教育逐漸成為了近些年來社會上“或明或暗”的共識。隨著社會財富增加和中產階層崛起，課外班和補習對拉大教育差距、影響教育公平構成嚴重挑戰。

　　相對于讓家長們“肉疼”的經濟付出，一項針對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網絡統計發現，在215例死亡及未遂案例中，導致中小學生采取自殺行為的原因從多到少依次為：家庭矛盾、學業壓力、師生矛盾、心理問題、情感糾紛、校園欺凌和其他。而案例中相當一部分家庭矛盾的沖突根源是學業壓力。師生矛盾案例亦有類似情況，部分沖突根源也是學業壓力，其中義務教育之外的“加壓”顯然難辭其咎。

　　但是，規規矩矩實施減負的學生，與花大錢上培訓班相比，教育資源更少，也更難進名校。經過分析，21世紀教育研究院課題組發現，學生和家長鉚足了勁“花錢受罪、增加負擔”，歸根到底還在于以分數為選拔標準的中考、高考制度的指揮棒，造成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競爭。而在國外被稱為“影子教育”的課外培訓機構，作為教育消費行為，雖然彌補了學校教育的不足，但也強化了應試教育的價值、加重了學業負擔，從而加劇了教育不公。

　　“其實，學生負擔過重表面是教育問題，實則是社會問題。”在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兼開放教育學院院長、基礎教育集團主任戴立益委員也指出，“這些負擔也來自于家長的額外要求，考試競爭引發家長們的過度焦慮，很多家長讓學生參加各種輔導班、購買大量教輔資料等，增加了學生的課業負擔。”

　　“須從立法層面剛性約束義務教育階段孩子上課及補課的時間。”在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遼陽市第一高級中學教師王家娟看來，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改變我國招生考試制度。

　　與代表委員觀點相補充的是，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研究報告中指出，改善政府治理的另一途徑，是要超越單純的公辦學校管理，在政府-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社會力量并存的格局中，走向多元主體參與、共建共享的現代教育治理。通過樹立共同的價值觀，規范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競爭，規范和治理教育培訓機構，改善公辦教育的品質。

　　報告指出，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治理小升初擇校競爭，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需要貫徹落實國家的各項立法和政策要求，避免義務教育被資本市場、房地產和培訓機構綁架，恢復義務教育的保障性、公益性價值。

　　報告還指出，經過20余年的發展，教育培訓機構已經成為教育生態的組成部分，而且體量和能力巨大。面對新的形勢和教育發展，教育培訓機構需要回應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的需求，緩解供需矛盾，更為正面和有效地參與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

　　教育也需要張弛有度，不要給孩子太大的壓力，否則只會適得其反，希望廣大家長朋友引起重視。有需要選擇培訓機構的也要多方面考慮、考察。